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
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
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
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
此所以无辩之故也。
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
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
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
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
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
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
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
人主者说辩察之言，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
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
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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