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分裂状态-《问答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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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镜头打开的时候,他们全部已经坐在了主席台上,我们甚至看不到他走路的姿势,他的日常言谈,所有的个人性全部消失,这是社会对我们的要求。

但葛任仍然保存着某种内心生活,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来,害羞,软弱,仍会保持写作爱好,等等。

梁鸿:在作品中,你反复提及葛任会预见一切事情,好像对一切都洞若观火,他的这种“不走”

意味着什么?

李洱:实际上他也没地方可去。

并不说他的肉身无处可去,而是他的灵魂无处可去,这个社会不允许这样一个“葛任”

(个人)存在。

梁鸿:所以他越是洞若观火,越是明白,悲剧性就越大。

李洱:比如他愿意逃往大荒山。

那个地方有可能会使他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一点个人性,他珍惜现在这点时间,可以让他保留过去的记忆。

梁鸿:革命打着让你成为英雄的旗号来成全你。

这里面,知识分子价值存在的肯定首先是在民族危亡关头能做一些事情,其次,你能保持一点个人的独立存在性。

但是,你会发现,最终的结果是个人性完全被抹杀掉,你才能保全一点名节。

当然,这种大义是最初你所追求的,也是所有知识分子梦想得到的。

但你会发现,这是以牺牲肉体为代价的。

李洱: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英雄,希望投身于历史洪流之中。

这是一种时代要求,是被时代裹挟进去的,当中其实没有多少个人选择。

而且,实际上,最后的英雄都不是自己形成的,都是在历史意志的作用下形成的。

彭德怀在讲抗美援朝时说过一句话,活下来的没有英雄,英雄都已经死了。

当萨特在讲述俄国革命的时候,他本人是不参与这一进程的,他只愿意在思想领域参与这一进程。

是谁首先发现俄国革命的残酷?是纪德,那些个人主义者,虚无主义者,他们发现了那个帝国的秘密,萨特是赞颂的,所以他本人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认为其中包含着某种乌托邦色彩。

梁鸿:在稍微抽象一点的意义上,你会发现,那些大的词语,民族、革命、人类,等等,它们与知识分子之间总有某些不相容的地方。

当然,也并不是说,知识分子不必为大义负责,好像他总是无法实现这些东西,并且,当他要实现的时候,他总是以牺牲肉体为代价,才有可能实现更大一点的意义。

李洱:实际上,在讲述革命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时候,我非常迷茫。

这不是那种知识分子是否参与历史进程之类的简单迷茫。

当然要参与历史进程,我们谁都无法孤悬于历史之外,这不用说。

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

梁鸿:我曾经在一篇评论中这样写道:“思想的深刻有没有权力代替文学的美感?理性的深入是否有权代替文学诗性的升华?《花腔》试图用纯粹的叙述和重返现场来传达出历史的非理性,但最终却陷入理性意识的泥淖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所应具有的湿润、华彩、情感和生命的震颤感。

诗意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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