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盼望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任何地方去,而没有人偷偷的跟在我的背后,没有人盘问我到哪里去和干什么去,也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那就是我的理想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我爱写什么便写什么,正如同我爱到何处去便到何处那样。
我相信,在那个世界里,文艺将是讲绝对的真理的,既不忌讳什么而吞吞吐吐,也不因遵守标语口号而把某一帮一行的片面,当作真理。
那时候,我的笔下对真理负责,而不帮着张三或李四去辩论曲直是非——他们俩最好找律师去解决那些鸡毛蒜皮的事。
那时候,我若到了德国,便直言无隐的告诉德国人,他们招待客人还太拘形式,使我感到不舒服。
(德国人在那时候当然已早忘了制造战争,而很忠诚的制造阿司匹灵。
)他们听了并不生气,而赶快去研究怎样可以不拘形式而把客人招待得从心眼里觉得安逸。
同样的,我可以在伦敦讽刺英国的士大夫:他们为什么那样注意戴礼帽,拿雨伞,而不设法去消灭或减少伦敦的黑雾。
那些有幽默感的英国人笑着接受了我的暗示,于是国会决议:每天起飞五千架重轰炸机往下洒极细的砂子,把黑雾过滤成白雾,而伦敦市民就一律因此增寿十年。
我的笔将是温和的,微微含笑的,不发气的,写出聪明的合理的话。
我不必粗脖子红脸的叫喊什么,那样是会使文字粗糙,失去美丽的。
我不必顾虑我的话会引来棍棒与砖头,除非我是说了谎或乱骂了人。
那时候的社会上求真的习尚,使写家必须像先知似的说出警告,那时候人们的审美力的提高,使作家必须唱出他的话语,像春莺似的美妙。
昨天我听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对一个十九岁的学生说:
“你要真理?我的话便是真理!
听从我的话便是听从真理!
我这个真理会教你有衣有食,有津贴好拿!
在我的真理以外,你要想另找一个,你便会找到监狱,毒刑,死亡!
想想看,你才十九岁,青春多么可爱呀!”
这几句话使我颤抖了好大半天。
我不晓得那个十九岁的孩子后来怎样回答,我一声没出。
我可是愿意说出我的愿望,尽管那个愿望是永不会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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