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图念书。
开始胆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课，后来胆子大了，跑去选了“艺术欣赏”
。
在选这门课之前，我向注册部门打听又打听，讲好是不拿画笔的，只用眼睛去看画，然后，提出报告，就算数。
这才放胆去上课了。
那堂课，大概是二十个学生，除了一群美国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另外两个犹太人，一个叫阿雅拉，一个叫瑞恰，是以色列来的。
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学，因为三个人合得来，就又选了同样的课。
在“艺术欣赏”
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
那个女老师，只看她那纯美国式的衣着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着世界观的人，看书也相当狭窄。
我猜，在美国著名著名大学中，这样的人是轮不到做教授的。
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
，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
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点也没看见。
我就不喜欢她了。
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
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且说出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
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就知道——完啦。
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
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
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
不肯接口的。
冷得很有教养。
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兴的跟来了。
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的争论。
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
我们经常争辩的原因是，彼此说出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
可以争，只因为旗鼓相当。
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
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算是一种“贴画”
吧。
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
目前正在等着配个好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卖掉了一些画。
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
我们通信，打电话，约好一九八九年由我去以色列看看她和瑞恰，我们正在热切的盼望着再一次的相聚。
（第1页）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