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含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
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
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以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
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
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辞章”
,学者毁誉参半。
我在这里姑不细论。
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
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
到了今天,学科门类愈益繁多,新知识濒于爆炸,文人学士不像从前的人那样有余裕来钻研中国古代典籍。
他们很多人也忙于载道。
载的当然不会像古代那样是孔孟之道,而只能是近代外国圣人和当今中国圣人之道,如临深履薄,唯恐跨越雷池一步,致遭重谴。
可以想象,这样的文章是不会有文采的,也不敢有文采的。
其他不以载道为专业的学者,写文章也往往不注意修辞,没有多少文采。
有个别自命为作家的人,不甚读书,又偏爱在辞藻上下“苦”
工夫,结果是,写出来的文章流光溢彩,但不知所云,如八宝楼台,拆散开来,不成片段。
有的词句,由于生制硬造,佶屈聱牙,介于通与不通之间。
中国当前文坛和学坛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的看法,不敢说毫无偏颇之处,唯愿读者谅之。
郭伟川先生,出自名家大师门下,学有素养,又是一个有心人。
他在最近给我的信中说:“今年计划中,想出版《著名学者散文精选》一书。
所以专取学者文,盖一段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真正能文者如凤毛麟角,所谓罕而见珍也。
而文得学养,则盖见深度,可臻文质并茂之境。
此则一般文章家未必能至者,亦足成学者文之特色也。”
这一段话虽不长,但对写文章与学术研究之关系,说得极为透彻而又深刻,十分敬佩。
伟川先生镶拙文滥竽其中,既感且愧。
他索序于我,敢不应命,因略述鄙见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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