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访谈是个特殊的日子，正好是老人家以前供职的单位的解密日。
她女儿告诉我，她母亲这些人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档案部门统一代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有的保密时限到了，方可归还本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一个解密日，每到这一天，她都要替母亲去单位看看，有没有她母亲的解密件。
这天上午她照例去了，并且帮母亲领回来了一点东西，给老人送来时我还没有走，有幸一睹。
东西由一块蓝色丝绒布包着，看上去有点分量。
因为已经解密，老人家当着我的面打开来看，是一只像框和几封书信什么的。
像框上的人男性，六十多岁，戴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像个有身份的人。
老人家一看像框，自语道：“看来他已经走了。”
女儿对她点点头。
老人说：“他比我还小十一岁呢。”
女儿说：“他是生病走的。”
老人摇摇头：“反正是走了，这下好了，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说着颤巍巍地起了身，要上楼去。
女儿似乎料到她上楼后不会再下来，关心地问我采访完了没有。
我说没完，还有几个小问题。
老人家听见了，回转身，对我摆摆手：“已经完了，我说得已经够多的啦，我都后悔跟你说了这么多。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故事结束了，你的采访也该结束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走吧，我女儿会安排你回大陆的。”
她刻意地不跟我道再见，只对我说一路走好。
我想，这种不必要的严谨应该算是她的职业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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