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脱衣服,一边听巴巴拉简要汇报她一天的情况。
一个邻居生病了,修理工的账单寄到了,还有,她妈妈的近况。
巴巴拉说话的时候,一直脸朝下趴在床上,语气中透着疲惫。
她这种阴沉的脾气,我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应对,那就是:装。
我对她的每句话都表现得饶有兴趣,装出兴致勃勃、想听到每一个细节的样子。
但与此同时,内心却越来越沉重,一种熟悉的情绪突然涌上来,像是全身的血流都被堵住了。
大概在五年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生一个孩子,巴巴拉却突然宣布,她要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她要念数学系的博士。
她已经递交了入学申请,也参加了考试,而这一切,她之前连半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过。
她把我的惊讶当作是反对,而我所有的意见都被她视作是对她的批评和指责。
其实,我并不是反对。
我从来没觉得巴巴拉会是那种甘心当家庭主妇的人,我的反应有别的原因。
我并不介意她没有来问我意见,而是惊讶她的这一招我居然没有预料到。
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巴巴拉就是个数学迷,她会去上研究生的数学课,上课的都是知名教授,但课堂上可能只有两三个学生,他们都是深山隐士一样的人,留着乱七八糟的大胡子。
巴巴拉对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天赋一直不怎么重视,现在,我明白了,对她来说,数学就是一种宿命,一种狂热的兴趣,但我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听她说过任何关于数学的只言片语了。
现阶段,巴巴拉面临着写论文的任务。
她刚开始写的时候,还告诉我,像她这样的博士生培养项目,有时候论文可能就是十来页纸——至于她的培养项目到底是个什么项目,我也没办法解释清楚。
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话到底是她的美好愿望还是自欺欺人,反正这论文已经变成了一种慢性病,一直折磨她、纠缠她,成了她痛苦忧郁的又一个源头。
每次我从书房经过的时候,她都在可怜巴巴地盯着书桌,或是看着窗外的樱桃树。
我们后院只有这一棵樱桃树,由于土质的原因,一直都长得很矮小。
在等待灵感的过程中,她也看书,但并不是我们常人看的报纸杂志,而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的一堆又一堆的大部头著作。
文本深奥晦涩,有语言心理学方面的、符号学方面的、布莱叶盲文和哑语方面的。
她是个热爱真理的人,晚上,她靠在客厅的锦缎沙发上,吃着巧克力,探索着那些她从未曾了解的世界。
她看的书一些和火星上的生命有关,还有一些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无聊难懂的名人传记。
接着,她又开始看大量的医学书。
上个月,她看的好像是低温学、人工授精和显微镜历史发展方面的。
她在涉猎这些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不知道。
如果我去问她,她当然也会和我分享新学到的知识,但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兴趣,装都装不出来。
巴巴拉认为,我对新知识的无动于衷是一个大缺点,所以,当她在这些高深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索时,我还是少说为妙吧。
就在不久前,我意识到,我的妻子大概就是别人口中的怪人。
她的言谈举止总是不合时宜,她讨厌与人交往,经常沉默寡言、表情阴沉,她非常注重隐私,心里有再多话也不会说出来。
她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基本上没有要好的朋友。
但就算是对自己的母亲,她也很少说心里话,甚至觉得母亲太玩世不恭又疑心重重。
巴巴拉心甘情愿地待在家,照顾孩子,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就是无止境地研究各种公式和算法。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我们之间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们都一动不动地对着电视机,屏幕上正播放今天卡洛琳的葬礼。
雷蒙德的车到了,我的后脑勺在画面中出现了一下,卡洛琳的儿子被护送到教堂大门。
一个画外音正在进行解说:到场的有八百人,包括很多市政府领导,大家都聚集在长老会第一教堂,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献上最后的敬意,卡洛琳是一名副检察官,三天前被残忍奸杀。
现在,人越来越多。
屏幕上,市长和雷蒙德都在和记者说话,但只有尼可出现的画面配上了他的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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