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加尔各答发生的一切……我该责怪谁呢？
——香卡·高希
“别去，博比，”朋友告诉我，“不值得。”
那是1977年6月，我从新罕布什尔来到纽约，跟《哈泼斯》杂志的编辑敲定加尔各答之旅的细节问题。办完事以后，我决定去探望老朋友阿贝·布龙斯坦。我们那本小型文学杂志《他声》的办公室位于上城区一幢不起眼的写字楼里，跟俯瞰麦迪逊大道的《哈泼斯》编辑部相比，这地方实在有些寒酸。
阿贝独个儿待在凌乱的办公室里，忙着编辑《他声》的秋季号。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室内的空气却沉闷潮湿，就像阿贝嘴边那支没点燃的雪茄一样。“别去加尔各答，博比，”阿贝重复道，“把这活儿推给别人吧。”
“阿贝，事情已经定了，”我说，“我们下周就走。”我迟疑片刻，又补充了一句，“他们给的报酬相当不错，而且包下了所有开销。”
“哼。”阿贝回答。他把雪茄挪到另一边嘴角，冲着面前那堆稿子皱起眉头。这个男人个头不高，头发蓬乱，满头大汗——活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单看外表，你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最负盛名的“小型杂志”竟然出自他的手。1977年，《他声》虽然还无法媲美老牌的《恳言评论》或《哈德逊评论》，但我们的季刊已经有了不少订阅户。《他声》首发的故事里有五篇被收进了《欧·亨利奖选集》，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还专为我们的十周年纪念号写了一篇小说。在不同的时间段里，我曾充当过《他声》的助理编辑、诗歌编辑和免费校对员。但过去这一年，我一直待在新罕布什尔的山区，思考，写作，还出了一本诗集，现在，我对《他声》的贡献相当有限。尽管如此，我仍把这本杂志当成自己的心血，也把阿贝·布龙斯坦视为挚友。
“《哈泼斯》到底为什么挑上了你，博比？”阿贝问道，“要是这事儿真有那么重要，他们都打算包揽全部费用了，干吗不派个够分量的人去？”
阿贝问到了点子上。1977年，罗伯特·C.卢察克依然籍籍无名，虽然《冬魂》已经在《纽约时报》上收获了半栏评论。不过，我希望传到人们——尤其是掌握着话语权的那几百个人——耳朵里的全都是些好话。“《哈泼斯》看上我是因为去年我在《他声》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说，“你知道的，就是关于孟加拉语诗歌的那篇。你说我在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身上花了太多笔墨。”
“噢，我记得，”阿贝说，“《哈泼斯》那帮跳梁小丑居然知道泰戈尔，我真是不胜惊诧。”
“切特·莫罗打电话给我，”我说，“他很欣赏那篇文章。”我才不会告诉阿贝，莫罗根本不记得泰戈尔的名字。
“切特·莫罗？”阿贝咕哝着说，“他不是忙着给电视系列剧写配套小说吗？”
“他在《哈泼斯》担任临时助理编辑，”我回答，“他希望在十月号上发表加尔各答的这篇文章。”
阿贝摇摇头：“阿姆丽塔和我们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还好吗？”
“她叫维多利亚。”我纠正道。阿贝明明知道孩子的名字。我告诉他我们为女儿起了这个名字的时候，阿贝评论说，作为印度公主与芝加哥波洛克的后代，这可真是个WASP式的好名字。这个男人极度敏感。阿贝虽然早已年过五十，但至今仍和母亲一起居住在布隆克维。他将全副身心都投入了《他声》，除了与这本杂志直接相关的事物以外，他对世界的其余部分完全漠不关心。有一年冬天，办公室里的暖气坏掉了，几乎整个一月他都穿着羊毛大衣坚持工作，直到暖气修好。近年来他跟别人的互动基本通过电话或信件完成，但他的尖酸刻薄并未因此减少半分。我开始明白，在我不干以后，他为什么雇不到新的助理编辑和诗歌编辑。“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我重复了一遍。
“随便吧。你打算抛妻弃女，远走高飞，请问阿姆丽塔对此作何感想？顺便问一句，你们的孩子多大了？几个月？”
“七个月了。”我回答。
“正是难哄的时候呢，现在丢下她们去印度可不是什么好主意。”阿贝说。
“阿姆丽塔也去，”我纠正他，“还有维多利亚。我告诉莫罗，阿姆丽塔可以帮我翻译孟加拉语。”其实真相有一点点偏差。提议让阿姆丽塔一起去的人是莫罗。事实上，很可能正是因为阿姆丽塔，这份工作才会落到我的头上。打电话给我之前，《哈泼斯》联系了三位研究孟加拉语文学的权威，其中两位是居住在美国的印度作家。那三个人都拒绝了这个活儿，但他们联系的最后那个人提到了阿姆丽塔——虽然她的研究领域是数学而非文学——于是莫罗顺藤摸瓜找到了我。“她会说孟加拉语，对吧？”莫罗在电话里问我。“当然。”我回答。事实上，阿姆丽塔会说印地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和一点儿旁遮普语，还有德语、俄语和英语——但就是不会说孟加拉语。其实差不多嘛，我很乐观。
“阿姆丽塔想去？”阿贝追问。
“她期待得很，”我回答，“自从七岁时跟着父亲移居英国以后，阿姆丽塔就再也没回过印度。她还希望我们在去印度的路上能在伦敦停留几天，好让她的父母见见维多利亚。”最后几句是真的。阿姆丽塔原本不愿意带着婴儿一起去，但我告诉她，这件事对我的职业发展非常重要。最后，我还提出可以顺路去一趟伦敦，于是她终于点了头。
“好吧。”阿贝不甘心地咕哝，“去加尔各答吧。”他丝毫没有掩饰语调中的不以为意。
“说说看，你为什么不想我去？”
“过会儿再说，”阿贝回答，“现在先跟我说说，莫罗到底请你去调查达斯的什么事儿？我还想知道，你为什么让我在《他声》的春季号上留出一半的版面来刊登达斯的东西。我讨厌再版，达斯的诗再版的次数已经多得让人作呕了，我敢打赌，他没发表过的作品加起来也不超过十行。”
“达斯，是的，”我说，“但不是再版，会有新东西的。”
“快说。”阿贝催促道。
于是我说了。
“我去加尔各答是为了寻访诗人M.达斯，”我告诉他，“找到他，跟他聊聊，然后将他的新作带回来公开发表。”
阿贝紧盯着我。“啊哈，”他说，“这不可能。M.达斯已经死了，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吧。我想想看，应该是1970年。”
“1969年7月。”我忍不住卖弄起来，“1969年7月，M.达斯前往东巴基斯坦——现在是孟加拉国——的一个小村庄参加他父亲的葬礼，确切地说，是火葬仪式。回来的路上，他失踪了，所有人都觉得他被谋杀了。”
“对，我想起来了，”阿贝说，“当时你和阿姆丽塔还住在波士顿的公寓里，我在你们家住了几天，新英格兰诗人协会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来纪念他。你读了一段泰戈尔，还有几段达斯的作品，描写的是……她叫什么来着，那个修女——特蕾莎修女。”
“我还专门写了两篇文章来纪念他，”我说，“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有些操之过急。达斯似乎在加尔各答重新露面了，或者说，至少有他的新诗和信件流传出来。《哈泼斯》通过当地的代理拿到了一些样稿，达斯的旧识说，这些新作绝对是他写的。但谁也没见到他本人。《哈泼斯》希望我能尽力搞到一些他的新作，但这篇文章的侧重点主要是‘寻访M.达斯’，诸如此类的东西。下面是好消息：无论我带回来了什么东西，《哈泼斯》都有优先发表的权利，但是他们不要的稿子，我们就可以登在《他声》上。”
“听起来像是二手资料。”阿贝嚼着雪茄咕哝道。根据我对布龙斯坦的了解，这已经算是热情洋溢的感谢了。我沉默着没说话，然后他终于又开了口：“那么这八年他到底去哪儿了，博比？”
我耸耸肩，扔给他一份影印的资料，那是莫罗给我的。阿贝狐疑地看了看，把它举到一臂以外仔细审视，就像在研究杂志中插一样，然后又把它扔了回来。“我放弃，”他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达斯的新诗片段，据说是他在这几年里写的。”
“这是用什么写的，印地语？”
“不是，主要是梵语和孟加拉语。这里是英语译本。”我递给他另一份影印本。
阿贝一边读，一边皱紧了汗津津的眉毛。“基督啊，博比，难道这就是我们春季号要刊登的东西？某位高贵的女士一边用后入式乱搞，一边趴在一具无头的男尸身上吸血？还是说我看漏了什么？”
“你没看漏，就是这么回事。当然，这只是不完整的几个小节。”我说，“而且翻译得不怎么样。”
“我还以为达斯的作品以抒情和感性著称，类似你对泰戈尔的评价。”
“以前确实如此，其实现在也是。可能不那么多愁善感，但是相当乐观主义。”同样的话我也曾用来捍卫泰戈尔。真见鬼，我也为自己的作品这样辩解过。
“啊哈，”阿贝说，“乐观主义。嗯，我喜欢这一句里的乐观主义——‘Kama Rati Kamé / viparita karé rati’，根据这份译本，它的意思是说——‘卡玛和拉提因欲望而疯狂，像狗一样猛干’。真不错，念起来别有韵味，博比。有点儿像早期的罗伯特·佛洛斯特。”
“这是一段传统的孟加拉歌谣，”我说，“注意看达斯如何赋予它新的韵律。他从经典的吠陀梵文开始，然后转换成庶民的孟加拉语，最后又回到吠陀梵文。这样的体裁处理相当复杂，即使经过翻译仍留有余韵。”我终于闭上了嘴巴。这都是莫罗告诉我的，而他也是从某位“专家”那儿听来的。小房间里实在太热。敞开的窗外传来喧嚣的车声，远处缥缈的汽笛让人感觉莫名地安心。“你说得对，”我重新开口，“这听起来完全不像是达斯。他曾为特蕾莎修女写下史诗，很难相信这些东西同样出自他的笔下。我猜达斯早就死了，现在这事儿是个骗局。我不知道，阿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