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聂赫留朵夫公爵一次偶然的机会作为陪审员参加审理一个毒死人的命案。不料，从妓女玛丝洛娃具有特色的眼神中认出原来她是他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卡秋莎。于是往象一幕幕展现在聂赫留朵夫眼前：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暑期住在姑妈的庄园里写论文。他善良，热情，充满理想，热衷于西方进步思想，并爱上了姑妈家的养女兼婢女卡秋莎。他们一起玩耍谈天，感情纯洁无瑕。三年后，聂赫留朵夫大学毕业，进了近卫军团，路过姑妈庄园，再次见到了卡秋莎。在复活节的庄严气氛中，他看着身穿雪白连衣裙的卡秋莎的苗条身材，她那泛起红晕的脸蛋和那双略带斜眼的乌黑发亮的眼睛，再次体验了纯洁的爱情之乐。但是，这以后，世俗观念和情欲占了上风，在临行前他占有了卡秋莎，并抛弃了她。后来听说她堕落了，也就彻底把她忘却。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怕被玛丝洛娃认出当场出丑，内心非常紧张，思绪纷乱。其他法官、陪审员也都心不在焉，空发议论，结果错判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等聂赫留朵夫搞清楚他们失职造成的后果，看到玛丝洛娃被宣判后失声痛哭、大呼冤枉的惨状，他决心找庭长、律师设法补救。律师告诉他应该上诉。
聂赫留朵夫怀着复杂激动的心情按约去米西（被认为是他的未婚妻）家赴宴。本来这里的豪华气派和高雅氛围常常使他感到安逸舒适。但今天他仿佛看透了每个人的本质，觉得样样可厌：柯尔查庚将军粗鲁得意；米西急于嫁人；公爵夫人装腔作势。他借故提前辞别。
回到家中他开始反省，进行“灵魂净化”，发现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又可耻，又可憎”。母亲生前的行为；他和贵族长妻子的暖昧关系；他反对土地私有，却又继承母亲的田庄以供挥霍；这一切都是在对卡秋莎犯下罪行以后发生的。他决定改变全部生活，第二天就向管家宣布：收拾好东西，辞退仆役，搬出这座大房子。
聂赫留朵夫到监狱探望玛丝洛娃，向她问起他们的孩子，她开始很惊奇，但又不愿触动创伤，只简单对答几句，把他当作可利用的男人，向他要十卢布烟酒钱以麻醉自己，第二次聂赫留朵夫又去探监并表示要赎罪，甚至要和她结婚。这时卡秋莎发出了悲愤的指责：“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后来聂赫留朵夫帮助她的狱友，改善她的处境，她也戒烟戒酒，努力学好。
聂赫留朵夫分散土地，奔走于彼得堡上层，结果上诉仍被驳回，他只好向皇帝请愿，立即回莫斯科准备随卡秋莎去西伯利亚。途中卡秋莎深受政治犯高尚情操的感染，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为了他的幸福，同意与尊重她体贴她的西蒙松结合。聂赫留朵夫也从《圣经》中得到“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的启示。
创作背景
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俄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农村遭到巨大的破坏，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日趋赤贫。当时俄土战争的重负，连年饥馑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时托尔斯泰越发地关心人民的困苦。他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救灾工作，目睹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可怕处境，在他多年探索、思考的基础上终于看清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 作者参加1891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农民与地主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私有制。
托尔斯泰在相继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进入晚年的他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交，他的艺术批判力量达到了高峰，达到了“撕毁一切假面具”的“清醒现实主义”。这无疑是他艺术探索的结果，同时更是他精神探索的结果。以广大农民的眼光观察俄国现实生活，代表农民阶级发表意见，这是他晚期创作巨大批判力量的主要源泉。这在他的各种作品中，特别是长篇小说《复活》中表现得最鲜明、也最为突出。
作为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小说写于1889至1899年，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遭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自己同她结婚，以赎问罪过，不幸婢女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托尔斯泰以这个故事为主线，用了10年时间，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名著。
小说原计划创作四部，但只创作了三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