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名姓冯，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以前叫漕帮主)冯八金的女儿。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叫八斤，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父亲是铁匠出身，体格强壮，又从小习过武，练了一身本事。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我家曾经家大业大，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拚命打出来的。父亲有三介儿子，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点点。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不要去闯江湖，不要有承担，不要吃苦受难。如果不来日本鬼子，父亲的愿望我想一定是能实现的。
但是，鬼子来了……
是1937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夜饭，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像天幕被炸开，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厨娘刚端菜上来，受爆炸声惊吓，手里盘子打了斜，菜汤溢出来，洒在桌上，连连向大家道歉。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我们都没听见，没跟她搭腔。厨娘觉得很无趣，无话找话地说：“这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雷声，这是炮弹的轰炸声。我们都不吭声，只有父亲，接着厨娘的话说：“打雷倒好了，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母亲因此责怪他说：“让你走你不走，天真要塌了，我看你怎么办，这么大一家子人。”父亲说：“哼，妇人之见，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母亲说：“邻居都走了。”父亲响了声说：“你别拿人家来说事，我还没有老糊涂，不会埋汰你们的。”
母亲没敢再说话。
在家里，父亲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哥叫一龙，二哥叫二虎，小弟叫小驹——我们都叫他小马驹。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被一个混蛋裹进大衣绑走，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的发达，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他没有去要人，结果让人家发了狠，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丢在大街上。后来父亲发达了，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可小马驹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父亲觉得欠了他，所以对他宠爱有加。小马驹用两只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家里只有他可以不视父亲的脸色行事。其次，该是我了，因为我是独养女。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待我比谁都好。可我知道，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要在他面前撒野还得趁他高兴。
就是说，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
比如这天晚上，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我要诅咒她输，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日本佬。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都对他恭敬有余，称兄喊大，常来找他办事，对他言听计从。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有的位高权重，消息灵通。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正因此，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了，父亲却选择留下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
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白道黑道，地上水上，都有他的势力，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他有理由自负，更有理由留下来——他拚搏了一辈子，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丢下成堆的炸弹，让国军寸步难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死去，小小的日租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守得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与此同时，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日增多，气焰日益嚣张，飞机越发的多，大炮越发的响。到了九月份，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军防线，大兵随时都可能压上岸，对国军实行四面夹击。
尽管南京从四川、广西、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用惨痛的代价补上、补上、补上……但是这倒霉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报纸上到处写着：是1937年11月5日凌晨，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十一万人，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分乘一百五十五艘运输船，编成三支登陆队，在漕泾、金山嘴、金山卫、金丝娘桥、全公亭东西长约十五里的沿海登陆。天亮后，上海的天空里四处飘飞着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我的窗台上也丢落一张。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在朝街上张望。已是初冬，梧桐开始落叶，菊花蔫了，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偶尔，有人肩扛手拎着包包裹裹，慌乱走过，一派逃难的样子。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他不看，当即揉了，紧紧捏在手心里。显然，他已经看过这东西。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军顶不住了！很长时间，父亲不理我，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尤其是目光，很少正眼视人，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瞟一睃，冷气十足，傲气逼人。他看我穿得单薄，对我说：“天冷，回去，别受凉了。”
我回去加了衣服，从楼上下来，看见父亲也回来了，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我想上去跟他搭话，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完了，老爷，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国军开始撤退了。”父亲微微一怔，不作任何表示。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啊哟，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真是过了苏州河，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是吗？”管家说：“那当然，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从那边过来，没遮没挡的，能不快嘛。就算从金山卫过来嘛，也要不了两天的。啊哟，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一百多万人呢，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说罢，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大少爷和阿牛回来，叫他们马上来见我。”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
不一会，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带回来同样的消息：国军开始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在即。吃早饭前，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二哥、阿牛哥开会。二哥迟到了，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二哥新婚才几个月，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窗户上的大红喜字仍然红彤彤的。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情，对二哥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但这次，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了。
二哥像只猴子一样，跳跳蹦蹦从楼上下来，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嗨嗨地佯抡了几拳。阿牛哥不跟他闹，说：“快去吧，你爹在等你。”二哥伸出头，冲着阿牛，摇头晃脑地说：“桂芝还在等我呢。是在床上，你没这种福气吧。”桂芝是我二嫂。阿牛哥白他一眼说：“不就是个女人嘛，有什么稀罕的。”二哥说：“当然稀罕，人生两大乐事，金榜题名，红袖添香，你懂吗？”这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老二，进来！”二哥听了，立时收住声息，理好衣衫，进去了。
二哥就是杨丰懋，想不到吧？杨丰懋是何等角色，大佬的架势，绅士气派，谈吐优雅大方，而眼下的二哥，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胸无大志的愣头青，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但我没有走远，就在门口。我要偷听他们说什么！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什么。我听见父亲说：“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可该走的还是要走，我想好了，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顿了顿，又说，“阿牛，这事你负责，马上去通知他们，准备走。”阿牛应一声出来了。
接着，父亲对二哥说：“老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让阿牛带上，免得路上遇到麻烦。”二哥说：“桂芝也走吗？”父亲严厉地说：“废话，她是男人可以不走！”二哥低声说：“她怀孕了。”父亲说：“那更要走。我再说一遍，妇人和孩子都要走。”我想见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死盯着二哥。二哥说：“好，知道了。”父亲说：“知道就好，我就怕你不知道。”接着父亲问大哥：“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大哥说：“都办好了，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花旗银行了。”父亲问：“找谁办的？”大哥说：“罗叔叔。”
罗叔叔是一家报纸的总编，父亲的老朋友。父亲说：“嗯，找老罗办这事你是找对人了。”短暂的沉默后，二哥像是临时想起什么似的，突然说：“爸，我听说罗叔叔可能是共产党。”父亲问：“听谁说的？”二哥说：“杜少爷。”父亲说：“杜少爷说的就要打折扣，他们两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二哥嗯了一声。父亲又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你们都不要去掺和。”大哥说：“嗯，知道。”二哥笑道：“是啊，乱世不从政，顺世不涉黑，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嘛。”父亲说：“你别光在嘴上说，要记在心上。你们看，还有没有其他事？”大哥问：“小妹走不走呢？”父亲说：“怎么不走？当然走。”大哥说：“她要上学的。”父亲说：“沦陷了学校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还上学？”
我心想，我才不走呢。
厨房那边飘来一缕缕我熟悉的桂圆煮烂后特有的香气，那是父亲每天早上要喝的桂圆生姜汤散发出来的。我看见徐娘正往这边走来，她是我家的厨娘，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已经跟我们十几年了。我知道徐娘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的，我示意她别过来，让我来喊。我推开门进去，通知他们去吃早饭，同时想趁机跟父亲说说我不想走的事。父亲却不给我机会，不准我进门，说：“别进来了，我们马上来，你先去吧。”...
